“神出鬼没铁道旁，袭敌破路毁沟墙。深入兽穴斩虎豹，飞越日车夺械粮。汪洋大海游击队，怒火熊熊敌后方。条条铁轨成绞索，寇灰满载运东洋。”

这是最年轻的开国上将萧华担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时于1942年秋专门为铁道游击队创作的一首赞誉诗，时年26岁，他评价鲁南铁道大队是“怀中利剑，袖中匕首”，侧面反映了铁道大队在鲁南地区的独特影响力和出色的战斗表现。

说起铁道游击队，我们也许只知道他们扒火车、搞机枪、炸桥梁、揍日伪的英雄事迹，殊不知这支部队是在一个情报站的基础上成立的。

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枣庄是我国非常重要的煤炭重镇，坐拥有全国最大的华资煤矿——中兴煤矿公司，属于我国第一家完全由中国人自办的民族矿业。但随着日军占领枣庄后，加紧了对周边的掌控，迫使枣庄一带的抗日武装——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不得不转移到抱犊崮山区。

情报的闭塞、武器的落后，总队时常遭到日军的打击，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抽调了洪振海、王志胜深入到敌人腹地的枣庄建立抗日情报据点，其中王志胜成功打入了日本人开办的“正泰洋行”当搬运工，正泰洋行实际上是日军以洋行为幌子，所创立的秘密情报机构。

看到这，想必我们都很熟悉了，洪振海、王志胜其实就是铁道游击队中的大队长刘洪、副大队长王强的原型。

包括第一次血洗洋行，斩杀大掌柜、二掌柜两名特务，以及后来扒火车巧取日军军列的军火，都是王志胜在正泰洋行拿到的情报所展开的行动。

到了1939年底，由于八路军115师主力开到鲁南地区，原来活动在鲁南抱犊崮山区的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也被整编为115师鲁南军区苏鲁支队。潜伏在枣庄的洪振海就召集昔日的铁杆兄弟，在情报站的基础上秘密成立了一支11人的抗日队伍，被命名为“枣庄铁道队”，洪振海担任队长、王志胜担任副队长，这或许是当时我国惟一一支在铁路上打击日军的游击队。

至此，铁道游击队才算是正式定型。

但没多久，在1940年1月25日，八路军115师鲁南军区苏鲁支队决定成立“鲁南铁道队”，洪振海的枣庄铁道队也并入了鲁南铁道队中，并继续担任鲁南铁道队队长。为了强化对鲁南地区抗日武装的统一领导，遂于1940年7月在鲁南铁道队的基础上，整合了临城南北的两个铁道队，扩建为新的鲁南铁道大队，下辖3个中队。

鲁南铁道大队成立后，洪振海继续担任大队长，苏鲁支队二大队副教导员杜季伟担任政委，王志胜担任副大队长，从此公开打出铁道队的旗号跟日伪军战斗，番号也没怎么变动过。

在与日军的斗争的过程中，鲁南铁道大队除了正常打击日伪军的行动之外，其实他们还承担一项特殊的使命，就是护送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穿过敌人封锁线，包括刘少奇、陈毅、萧华、陈光、叶飞、朱瑞等人都得到过铁道游击队的保护，人数有千人左右，全都安然无恙地通过，受到高度赞誉。

当然了，最令铁道游击队骄傲的当属于日本投降后的沙沟受降，这可是八路军在抗战时期唯一一次接受日军的正式投降，被载入了史册。

在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茨向中国递交投降书后，盘踞在临城一带的日军却始终拒绝向铁道大队缴械，为了防止日军南下徐州突围，鲁南铁道大队提前破坏了沙沟火车站附近的铁路，促使日军孤立无援。

期间，国军方面的19集团军陈大庆部还曾秘密派人阻挠日军投降八路军，但在大队长刘金山、政委郑惕的领导下，挫败了日军的阴谋，最终还是选择了投降，交出了130多挺机枪、1400多支步枪和大批武器弹药。

1945年12月1日下午3时，日军铁甲列车大队大队长太田、驻临枣铁道警备大队大队长小林，携麾下的滕县中队和临城中队、铁道青年队第六大队、铁路警察和矿警等人在沙沟车站交出了指挥刀，而出面接受日军受降的就是22岁的鲁南铁道大队政委郑惕。

纵观世界军事史，一支装备精良、手握重武器的千人武装，向一支不足百人的抗日游击武装投降，确实非常少见，而且受降官才20出头，更是不可思议。

既然日军都投降了，那么鲁南铁道大队又何去何从呢？作为鲁南铁道大队的最后一任军政主官又是怎么安排的呢？

首先说鲁南铁道大队最后一任政委郑惕，他是在1945年6月抗战胜利前夕，政委张鸿仪在与敌人展开的突围战中牺牲后，身为副政委的郑惕随即接任铁道大队最后一任政委。

抗战胜利后，随着铁道大队撤番，郑惕也离开了老部队，先后在公安部队、二炮部队任职，担任过二炮副司令员，在1988年恢复军衔制时被授予了中将衔，成为鲁南铁道大队唯一获授中将衔的主官。

至于说鲁南铁道大队最后一任大队长刘金山，他是在1941年12月27日首任大队长洪振海因突围牺牲后接任的大队长一职，并在铁道大队撤番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在铁道大队的老部队任职。

沙沟受降仪式2个月后的1946年2月，鲁南铁道大队番号正式撤销，除了100余人编入华东野战军鲁南军区特务团之外，其余的2个连归鲁南铁路工委领导，并在此基础上成立“鲁南铁路局”，刘金山转任副局长。

半年后，内战一触即发，为了阻止徐州地区的国军部队向鲁南军区根据地进攻，鲁南军区决定在1946年8月召集原来的铁道大队骨干，恢复重建鲁南铁道大队的番号，刘金山从副局长再度出任大队长，有力配合了主力部队袭扰敌军。

只是重建后的鲁南铁道大队并没有存在多久，3个月后的11月，鲁南铁道大队的番号再次被取消，改编为鲁南军区特务团2营，刘金山担任特务团副团长兼2营营长。

在国军对鲁南解放区进攻后 ，刘金山副团长所在特务团主要担负突围掩护任务。到了1948年7月兖州战役胜利，鲁南军区特务团改编为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鲁中南纵队47师139团，刘金山顺势改任负责作战指挥的副团长。

从这一刻起，意味着铁道游击队正式从以前的地方部队升格成了正规军的野战部队。

彼时，国军96军军长吴化文在济南战役中起义，被改编为解放军第35军，经过淮海战役，不少士兵返乡或冲散，导致部队减员不少，因此鲁中南纵队在1949年2月中旬并入了35军建制，刘金山所在的47师139团也被改编为35军103师307团。

渡江战役前夕，正是刘金山副团长率部指挥的307团主攻了三浦地区的江浦县城，从而打响了解放南京第一枪，为主力顺利渡江打下了坚实基础。

不过，刚建国3个月，35军就根据华东军区的命令撤番了，军部划归海军，所辖的3个师分别调归浙江军区并兼衢州军分区、绍兴军分区、杭州警备区。刘金山晋升为307团团长后，在浙江一带，参加剿匪任务。

其中35军103师是在1951年2月5日被撤销的番号，师机关改编为浙江军区衢州军分区机关，103师和104师的部队组建为新的浙江军区105师，刘金山团长所领导的307团被改编为105师315团，承担海防任务，而刘金山则升任为105师参谋长。

就这样，原来的原来的铁道游击队从“陆战”部队，改为“边海防”部队了。

1952年5月，浙江军区105师改制为公安部队17师，315团改编为51团，守备洞头岛，转隶到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司令部建制，刘金山从105师参谋长继任为华东军区公安17师参谋长。

一年后的1953年5月29日，浙江军区组织部队进剿羊屿岛、鸡冠山岛和大鹿山岛、小鹿山岛的海匪，已升任公安17师副师长的刘金山与兄弟部队一起作战，歼灭了4岛守敌，这成为刘金山的最后一仗。

随着1953年下半年，刘金山奉命去朝鲜战场实地学习，才彻底离开了他的“铁道游击队”老部队。回国后的刘金山，先后担任江苏省军区南通军分区副司令员、苏州军分区司令员、苏州地区革委会主任和苏州地委书记等职务，被授予大校军衔。

至于说，铁道游击队的老部队——公安17师51团在日后也得到多次改编，但仍驻守在海防战线上。